专题讨论的题目是“笔墨官司笔墨打还是法院打”，似乎是二者必居其一，非此即彼的。然而历史上（含近代现代）却也有出乎此二途的另外办法———有一篇《还是打笔墨官司好》讲到了顾颉刚先生拟起诉鲁迅先生，而终于未起诉，也没有怎样写文章反击，或亦一例。
宋代有一杜醇，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称：“慈?人，为诗质而请，孝友称乡里。经明行修。学者以为模楷，庆历中鄞与慈?始建学，醇为之师。二邑文风之盛自醇始。”是一位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儒士，诗人，学者。但是他也遇到过“笔墨官司”。
王安石有一封《与杜醇书》，很有名的。其中有一段话是劝杜醇“正确对待”此事的。“夫谤与誉，非君子所恤也，适于义而己关。不适于义向惟谤是恤，是薄世终无君子也，唯先生图之。”“君子”一词，曾被理解为“剥削阶级”，但是在历史文献中，其意义却不是这样，同一“阶级”的人，可以有君子有小人，大概是要“经明行修”“孝友闻于乡”等等才能称君子，王荆公认为，如果多计较旁人的毁誉而不自己努力，就难以成为君子，所以劝杜醇不必“恤”旁人的毁谤（王荆公自己有著名的“三不恤”，不恤或许就是不怕，不计较吧）还是努力自己去走自己的君子之路———大概杜醇是接受了他的劝告的吧。
抗战期间，钱穆宾四的先生写成《国史大纲》并先将《引论》部分在报上发表，一时引起轰动———有毁有誉，有的反对意见且是十分激烈的，钱先生与他的学生谈起时，曾说这是好事，如果一篇文章一部书出来，没有人说好没有人说坏就不好了。孔夫子说得好，不如其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并且也引用到这王安石《与杜醇书》（见李埏先生文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《钱穆纪念文集》）。
刘少奇遭到的“毁”“谤”可以说是最大最大的了。而且当时他也被剥夺了发言权，可是他还坚信，好在历史是会有结论的———事实上历史也真的会有结论，当年在笔墨上，法院上都有权有势的人，而今安在哉。
笔墨官司除了笔墨打，法院打以外，也是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行我素的，你说我“堕落”未必我就真会堕落，你说我抄袭，我不告到法院也未必等于默认。孔夫子说的“善者好之，不善者恶之”不能倒过来用成“好之者善，恶之者不善”把批评自己的人都视为败类的。
